“ 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。一个在西北行走的江南人,唱一首江南的歌谣,民生的艰难与民族的危难,让他挺身而出,在西北与江南的大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。1946年7月7日,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编撰的《抗战史绩专册》正式出版,表彰了民间义士34人,他们是抗战为国死难的民众代表,岳阳县人任霁初位列其中。当民族存忘的关键时刻,总有那么一群人,会勇敢地站出来,他们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,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献血。也许从军事意义上讲他们的“战果”不值一提,然而他们的勇气与呐喊却能如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与血性。



任霁初(1869年——1941年)出生于晚清同治八年,当时的任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。任霁初的祖父任迪吾,同进士出身,嘉庆年间担任过礼部侍郎,从二品。父亲任金振,同治年间担任过湖北崇阳县巡检,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,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担负了管辖地区的一些民政事务。虽然巡检位卑,但是在清朝地方行政体系中尤其是州、县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任金振的工作责任心很强,缉捕私盐,抓捕盗贼,经常穿梭于崇山峻岭间,不怕事,不怕死。同时,他又具有强烈的同情心,尽管自己的俸禄微薄,有几个子女要抚养,他还挤出钱来救济左邻右舍。任霁初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,耳濡目染,感受到了父亲身上难能可贵的品性。任霁初从小天资聪颖,在父亲督促下苦读,博览群书,经史文集、诸子百家,多有钻研。1889年17岁的任霁初考取秀才,后参加乡试,未能中举,恰逢清朝数年一次的拔贡生考试中,任霁初因成绩优异,授予其拔贡生身份。清朝的拔贡生不能算正式的功名,只能算一种身份,相当于一种保送生或推荐生的身份。由各省学政保送入京,经朝考合格,即可授予小京官、知县或教职。乾隆初年时才规定拔贡生可以参加朝考,列于一、二等者,可由礼部开单引见,分别授职;授予七品小京官者,分部行走(见习),三年期满才实授;授予知县或教谕、训导者,分各省试用。1905年(光绪31年),25岁的任霁初在礼部见习三年期满,被授予甘肃文县县令。
    文县为民族杂居地区,山高林密,自然条件严酷,任霁初莅任,正值大灾之年,百姓流离失所,城乡景象残破,满目凋蔽。任霁初从改革弊政入手,提倡节俭之风,招人开垦荒地,扩大耕地面积,由县衙分给耕牛籽种。同时,设粥厂十余处,散棉被数百套,活民无数,流民饥民感恩戴德。他动员群众在城乡栽植桑树两万余株,购散棉籽数千斤,教民种棉兴纺,温饱共济,散发书籍于民间,广开教化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的结果,使他在任三年,未有一人触刑,穷山恶水之地,一变至此,洵为难得。三年中,上报的粮食产量比全省其他各县低了许多,主省政者为讨好朝廷,讳言灾情,责令任霁初改报。要是一般人,投其所好,为夸饰政绩,数字早就上有所好,下亦应之了;或者一次不称上意,二次逾乎上心。任霁初不是不开窍,而是不想开这个窍。他不仅不改,而且据理力争。接着省上檄令各县续捐义谷,自己的百姓尚且饥寒交迫,哪还有粮捐于他处,任霁初再次据理力争,不是不愿捐,而是实在无粮可捐。夺百姓之口以媚上,任霁初不是这样的人。但一次次的忤上,结果谁都清楚——解印罢官。去官之日,百姓自发赴省城啼哭挽留,“城中男妇尽出郊叩送,四乡士民,拥道脱靴者数百人。”民意难违,主事者只好令其回任。

任霁初值得欣慰,面对送别的百姓,殷殷之意溢于言表,“父老他时若念我,呼童勤护拂篱桑。”(《文县留别》)

宣统元年(1909年),任霁初调任天水县令。天水自然条件比文县好,可情况比文县复杂得多。革除蔽政,释解民困,排除扰民之风,成为当务之急。当时在民间拉马匹支官差成为差役们勒索百姓的机会。任霁初莅任后,用公款买马五十匹,发放草料费交给郊区居民喂养,平时由养马者使用,有官差时由官家使用,仍发给草料费,差役们生财之道中断,扰民之风即止。

任霁初生平最恨狐假虎威之人,对于倚势逞恶,鱼肉百姓的事严惩不贷。他不依附权势,也不畏惧权势。在天水任上,一驻藏大臣路过天水,任霁初依礼尽心接待,可随从仆人竟勒索钱财,任霁初闻讯,拍案而起,也不管他身后是谁,拉来就是一顿板子。他关心文教,拿出自己的俸银主持续修县志。兢兢业业,做了很多百姓称道的事。

1911年,武昌起义首发,清政府垮台,由于任霁初的政绩与官声,他被当时的甘肃都督礼聘为高等审判厅刑厅长。一干又是十多年。

任霁初任刑厅长期间,以为先人修墓为由,三次申请辞官归里。士民挽留,督军苦劝。任霁初为先人修墓是假,为自己修心是真,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,他身累,而比身更累的,还是那颗纯粹文人的心。他在《答友人书》中说:“小民之欲恶与上官之喜怒,迥不相通也,且显相背也。从民,则拂上;从上,则拂民。……”处于小民与上官夹层中的他,“即有敏达宏才,竭智虑以调剂乖违,尚格格乎不能两合,况以鄙人之疏拙,年齿已暮,神志已颓……觊交孚于上下间也,阁下以为能乎?”

胸怀抱负而又世事洞明的任霁初,不仅能逆势而上,更能急流勇退。他像陶渊明,不为五斗米折腰;也像李白,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;更像中国历史上所有人格正直的先哲,能上能下,唯一不能的是违背读书人的道德和良心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

“羁鸟恋旧林,池鱼归故渊。”任霁初再也不用纠结于“从民则拂上,从上则拂民”的矛盾中,1929年他千里单骑,一身轻松回到故乡。

岳阳县风景秀美。新墙河两岸沃野平旷,阡陌井然。清粼粼的河水泛着清波向西流去,河边是葳蕤的芦苇,清风吹过,芦花如雪,水鸟、游鱼、田田的莲叶,如梦如幻的情景常常将人带入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的韵致里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;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。”

眼前是如雪的芦花,身后古槐树下,便是任霁初世代而居的家。这个清贫的小院里,不仅孕育了任霁初,而且孕育了遐迩闻名的书香传奇。

在这样一块钟灵毓秀之地,“复得返自然”的任霁初心旷神怡,才思泉涌。任霁初是循吏,更是文章大家,他一生著述丰博,尤以晚年为多,著述涉猎广泛,内容丰富多彩。有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,改进教学方法的,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,表现内心激愤的,如《愤诗四首》等;有同情农民疾苦,反映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的,如《劝农歌》《固本义》等;有憎恶官场生活,反映政治腐败,清官难做,渴望归田的,如《述怀五首》等;有解说儒家经典的,如《春秋论》等。

    佛教常言“放下”、“舍得”,对一般人都难,对久在仕宦中人,更是谈何容易。辞官归里的任霁初不仅是“放下”,而且是真放下,他舍弃的是官场上的案牍劳形和神心疲累,得到的是真正的解脱。“园带清流饥亦乐,松笼荒径暑何寒。颇闻江甸风涛恶,不碍柴桑诗酒欢。”(《书陶渊明传后》)带着龙归大海鸟入林的一身轻松。从“笔下有风云,眼中无富贵”的少年壮怀,到“敢抉空拳招虎兕,从来有胆是书生”的青年豪气,从“从民,则拂上;从上,则拂民”的矛盾纠结,到“园带清流饥亦乐,松笼荒径暑何寒”的安怡恬适,任霁初的路,几乎就是深受儒学和道教薰沐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条共同的路,所不同的是任霁初能入得深刻,退得彻底,在其位谋其政,宵衣旰食,殚精竭虑;请辞归田,寄情山林,埋头著书立说,绝无半点藕断丝连,这种文人襟度,却并不多见。



他爱自己的国家,反对帝国主义侵略,同情人民疾苦,憎恶官场恶习。在热爱的祖国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时刻,他挺身而出。

观赏故乡风物时才发现,故乡没有了当年的美好。

1939年至1944年,日军4次进攻长沙,新墙河都是其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防线。岳阳人的血性,似乎天然地与这条河联系在一起。8月的新墙河,水面并不宽阔。就地形而言,河北岸是丘陵、低冈,河南岸,有一段平整的河滩。

自1938年11月岳阳、临湘被日军盘踞,新墙河北岸、南岸就分别称为湖南第九战区防卫长沙及更南地区的“前进据点”与“第一线阵地”。当年,这条河流长达80余公里的沿岸,均有中国守军严防。

因港口村地处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,“港口,港口,对外喇叭口,对内烟窗口,兵家必争是虎口。” 村庄偏僻处,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陡峭山路直通山顶。山坡上尽是碎石,两边有高过人腰的灌木丛。当年的树木比现在茂盛高大得多,最粗壮的树两个人合抱不过来,村民们接济抗日官兵,毁家纡难,吃了不少苦头。

新墙河河畔是一望无际的水田,田里的稻谷颗颗饱满。乡亲们正在田间地头忙着抢收,中国守军许团长挎着短枪,跑上河堤,一遍又一遍焦急地喊:“老乡们,赶紧收啊,鬼子要来啦!”

彼时的任霁初顾不上收割自家的稻子,他带着儿子、孙子、女佣一起上阵,又鼓动了村里上百年轻劳力,忙着为军队端茶送水、修挖工事、筹集粮物。

任霁初感慨地说:“我们只有迫击炮,能打多远?日军有大炮还有飞机,你说这阵地守得苦不苦?”

男人将农田灌水后开挖成很窄的泥泞小路,以阻止日军的骑兵部队顺利通行。

在后勤补给上,当时国军每个士兵粗布衣服两套,草鞋两双。每日吃两顿饭,其中一顿是稀饭。

粮食远远不够,老百姓们就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,拌上白菜叶子熬粥给将士们吃,没有食盐,从牙缝里抠点出来……

而在港口村,所有做这些的带头人,是这个叫任霁初的老人。

任霁初圆头圆脸,笑容憨厚,是个很慈祥和蔼的老头。

村里的人逃的逃,死的死,已经没有人了。日本兵在这里烧杀掳掠七天七夜。

任霁初的孙子任稼安从外地逃难回来,来到这山坡上,先是找到袓父的一双鞋,一件旧布袍子,一双白袜子。

经由这双“白袜子”,年届70的任霁初的尸首得以在山坡上寻见。他是前清县长、民国官员,特别洁身自好,整个村只有他才穿那种长筒白袜子。

牺牲时,任霁初捏紧拳头,嘴唇张开,“好似在喊口号。”

包括任霁初在内,至少有15个乡民死在这里。这还只是发现的,据说死的人超过了40个。除了牺牲的乡民,港口村上百座明清老屋亦被日军的大火烧毁。

这个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于今年春天去世。生前曾描述过战争的场景,“日本鬼子的枪炮白天黑夜不歇气”,“炮弹落在地上能转几个圈”,关于任霁初,老人也只说,“死得很惨,死得有骨气。”

任霁初不是没有保命的机会。当时强敌压境,中国守军一位姓许的团长在新墙河堤上来回呼叫,提醒老百姓们回避日寇。家人们曾多次劝说老人“先出去躲一阵”,被老人拒绝。

他说,有国才有家,国都没有了逃个啥子命?他坚决留下来,誓与敌人抗争到底。显然,有另一种记忆,属于某些个体。它区别于宏大的集体记忆,细微、琐碎,却有火石般的光芒,足以让个人背负、铭记一生。

也经由这种记忆,我们找到了历史幽暗处更多被忽略的碎片。

在那场波澜壮阔、硝烟弥漫的杀戮中,很多与老贡生相似的身影倒下了。他们不是战士,没有一官半职,他们原本可以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一样,信奉着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人生信条,暂时离开这战火——回头再过他们的安生日子就行了。

任霁初,是抗战中千千万万为国死难的民众杰出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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